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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,又是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,這是全社會的一件文化盛事。紫禁城作為明清兩代的皇宮,是中國古代城市建設和宮殿營造思想的集中體現,也是明清歷史上許多重大宮廷事件的源發地。在此基礎之上建立的故宮博物院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館,不僅精心保管著明清時代遺留的皇家宮殿和舊藏珍寶,而且對古建筑、院藏文物、宮廷歷史文化遺存、明清檔案、清宮典籍和95年的故宮博物院歷程有著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。
  近日,著名作家、紀錄片導演祝勇帶著他的新書《故宮六百年》出席2020上海書展暨“書香中國”上海周,與現場讀者一起探討六百歲的故宮的魅力,與讀者朋友們分享這本新書的獨到之處。
  祝勇現任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。在這位“故宮人”眼中,書寫故宮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,因為這座建筑過于宏大。祝勇說:“紫禁城的宏大,不僅使營造變得不可思議,連表達都是困難的。這讓我的心底生起來的那股言說沖動,每次都鎩羽而歸。它太大了,它的故事,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。……我的講述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。在紫禁城面前,話語是那么無力。”
  故宮對于祝勇而言,不僅是一座建筑,還是一個生命體;不僅是一個空間,還代表著時間。他回憶起拍攝《上新了·故宮》第一季時經歷的一件事:“我和演員蔡少芬、鄧倫以及劇組其他成員在早上六點到達太和殿,若‘穿越’回幾百年前,這正是大朝會的時間,但此時的太和殿前,不見排列成行的品級山(供官員們在廣場列隊的標志物),也不見銅龜、銅鶴在腹中升起的裊裊的線香,只有攝像機、軌道和搖臂在無聲地運動,只有我們幾人的談話聲,在空闊的廣場上回蕩。七點半,太和殿廣場上的幾扇大門打開,先是各宮殿的值班員排著進來,緊接著是上班的故宮員工紛紛騎自行車從廣場前經過,有的還在太和殿臺基下停下來,看看拍攝的現場。故宮博物院新的一天,就是這樣開始的。紫禁城有自己的‘生物鐘’,它的聲與色,在每一分鐘都在發生著變化,讓我這個‘老員工’,也感到興奮和驚奇。……這些具體的、細小的變化,帶動這座城,處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動中。這是紫禁城這件‘古物’與其他古物最根本的不同。”
  所以紫禁城不僅是空間之城,也是時間之城。“講建筑,講空間,最終還是要講歷史,講時間。寫‘硬件’(建筑),目的也是為了寫‘軟件’(我們的歷史、我們的文化)。沒有了空間,所有的時間(歷史)都沒有了附著物,都會坍塌下來;而沒有了時間(歷史),所有的空間都會變成空洞。”
  可見,祝勇對歷史與文化有著深刻的認同與深厚的情感。作家馮驥才曾說:“祝勇已經著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。這樣的人不多。因為一部分文人將其視做歷史的殘余,全然不屑一顧;一部分文人僅僅把它作為一種寫作的素材,寫一寫而已。祝勇卻將它作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;歷史的尊嚴、民間的生命、民族的個性、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跡全都深在其中。特別是當農耕社會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時,祝勇反而來得更加急切和深切。他像面對著垂垂老矣、日漸衰弱的老母,感受著一種生命的相牽。我明白,這一切都來自一種文化的情懷!”
  這決定了祝勇獨特的寫作方式。他不想寫得過于沉重,他最終選擇了以空間帶時間的結構來書寫故宮:“在故宮(紫禁城),絕大部分建筑空間都容納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歷史風云,弱水三千,我只能取一瓢飲,面對每一個建筑空間,我也只能選取了一個時間的片段(當然是我認為重要的片段),讓這些時間的碎片,依附在不同的空間上,銜接成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拼圖。這樣,當大家跟隨著我的文字,走完了故宮的主要區域,從神武門出來,我們也不知不覺地,完成了對故宮六百年歷史的回望與重溫。”
  近些年來,祝勇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推廣、傳播故宮文化。2018年11月,祝勇擔任總編劇的文化節目《上新了·故宮》第一季播出。在“故宮文創新品開發員”鄧倫、周一圍的帶領下,節目以尋常百姓的“未知視角”切入,帶人們走進了一段探秘紫禁的奇妙之旅。節目播出后,不僅收獲了電視、網絡收視雙第一的佳績,更為故宮圈來了一大批年輕粉絲。
  “我始終認為,不是年輕人不喜歡傳統文化,而是要看我們會不會講故事。”祝勇說,今天,無論男女老少,還都在使用筷子,吃著餃子,千里萬里也要回家團圓過春節,這些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,它一直都在人們的血液里,包括年輕人。只不過需要我們以更合適的方式去喚醒和激活。而這種方式并不一定要板起面孔擺出教書先生的架勢。
  《故宮六百年》可以視為祝勇推廣故宮文化、講好故宮故事的又一次努力。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說:“祝勇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故宮,對于傳承傳統文化,樹立文化自信,很有意義。”  
       □鄭文靜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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