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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龔世學
       符瑞,或稱之為“祥瑞”“瑞應”“禎祥”“符應”“嘉瑞”“嘉祥”等,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、施政有德的征驗與吉兆。符瑞文化生于殷周之際,殷周之際新天道觀念的形成是其產生的關鍵因素,圖騰崇拜、征兆信仰、史官文化等因素是其產生的重要原因。符瑞文化產生后,經歷了先秦濫觴、秦漢繁榮、魏晉嬗變、六朝整合、唐宋復興和元明清衰落幾個主要階段,對中國古代的政治、宗教、禮制、文學等眾多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      符瑞文化與政治。符瑞文化是一種政治文化,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。首先,符瑞文化具有政治建構功能。符瑞文化為王權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強有力的天命依據。在中國古代社會中,較為普遍的思想信仰與觀念是:王權嬗替乃天道必然,一切政權的更迭皆由乎天命,取乎天道。然而,“神道闡幽,天命微顯”,天命又需要借助符瑞現象來顯示。因此,符瑞實際上起著昭示天命、彰顯德行的重要作用。正如沈約所說:“夫龍飛九五,配天光宅,有受命之符,天人之應。”其次,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評價功能。董仲舒說:“至德以受命。”又說:“天瑞應誠而至,皆積善累德之效也。”可見,“天命有德”“瑞應之來,必昭有德”的符瑞理念,使德行、德政和德治直接與君王關涉。符瑞不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靈征,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獎。這樣,符瑞文化不僅以天命、征兆與王權、德行的完美契合構建了我國古代王權統治合法性的理論根據,同時也構建了統治階級自我肯定、自我宣揚和自我美化的評價機制,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、粉飾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資源。這種對功德的宣揚、太平的粉飾又從某種層面上增強了王權政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,鞏固了王權政治的統治。最后,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調節功能。符瑞顯現促使統治階層調整統治策略:或改元以應天瑞,如漢武帝因獲白麟、得寶鼎改元元狩、寶鼎;或立祠設祭,以合符應,如秦獻公因櫟陽雨金以為得金瑞,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;或賞賜功臣、大赦天下以收攬人心,如漢宣帝時,每有符瑞顯現,就遍賜群臣、大赦天下。這些舉措緩和了階級矛盾,加強了統治階級的凝聚力,形成了統治階級內部別具特色的自我調節、自我修復和自我完善的運行機制。
      符瑞文化與宗教。符瑞文化是中國古代宗教文化或宗教意識的一部分,強化君權天授的政治觀念、弘揚神道設教的倫理思想,具有巨大的道德作用,同時也具有勸善懲惡的宗教功能。尤其是隨著讖緯神學的盛行,符瑞文化中德行因素得到凸顯和泛化,不僅是統治者的為政之德,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道德倫理規范也都與符瑞相關涉。《孝經左契》曰:“孝悌之至,通于神明,則鳳凰巢。”《瑞應圖》曰:“王者仁義,則紫脫見。”《禮稽命征》曰:“王者制禮作樂,得天心,則景星見。”這些文獻中,孝悌、仁義和禮樂等德行范疇都被包括進去。凡恪守德行規范,天便降下符瑞,否則就降之以災異。這種思想信仰的內在邏輯是“以類相召”的“天人感應”觀念。實際上是“善惡報應”思想的反映,是對中國古代“積善之家必有余慶,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之類思想的繼承和提升。因此,儒學宗教化、道教誕生、佛教傳入均出現在符瑞思想流行的漢代社會便不足為奇。此后,在符瑞思想流行的魏晉六朝以及隋唐時代,佛、道二教深受符瑞文化影響,進而多向互動也就成為大勢所趨。如著名道士陶弘景、寇謙之,僧人曇無讖、釋玄暢等人,他們通曉圖讖,倡導、援引,甚至造作天命符瑞,或借以自神其身,增強宗教的神圣性,從而贏得了大眾信仰;或借以向皇權靠攏,發揮其“資于治道,輔翼王化”的政治作用,從而獲得了皇權支持。這些舉措都使佛、道二教獲得了長足發展。
      符瑞文化與禮制。隋文帝楊堅曰:“王者承天,休咎隨化,有禮則祥瑞必降,無禮則妖孽興起。治國立身,非禮不可。”禮作為“天地之序”,在古代政治與社會生活中,是必須躬身踐行的行為規范與道德準則。而符瑞是天降吉兆,是天人感應的體現。天降瑞兆,人君必須恭領天命,踐行一定的禮儀規范來作為答謝。因此,“符瑞昭晢,宜答天神,以光上帝”,是歷代統治者倡導王權天授及符瑞思想的基本邏輯。出于這種目的,每當有奇異征兆顯現并被判定為符瑞時,各種形式不一、規模有別的祭祀禮儀便隨之舉行。久而久之,就形成了既定的禮儀制度。周成王時見“鳳皇”“蓂莢”之瑞,周公與成王沉璧河、洛以祭神;文帝時見黃龍之瑞,文帝郊見雍五畤;漢武帝時見一角獸之瑞,武帝“薦五畤,畤加一牛以燎”祭神;三國時期吳主孫權屢獲嘉瑞,登壇燎祭以奉天神。如此等等,不勝枚舉。更有甚者,若眾瑞并至,則“報告成功,封禪以答之”。《尚書·中候》曰:“自昔古帝王,功成道洽,符瑞出,乃封泰山。”封禪是古之帝王祭祀天地、報告成功的盛大典禮。符瑞文化與封禪禮儀都只與帝王有關,一為天意嘉獎,一為盛禮答謝,二者完美契合:一方面,符瑞顯現引發封禪動議并進而促成封禪典禮的舉行;另一方面,封禪典禮的舉行又需要符瑞顯現作為其天命依據。因此,符瑞成為祭祀禮儀特別是封禪典禮能否舉行的重要條件。
      符瑞文化與文學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正緯》中說:“白魚赤鳥之符,黃銀紫玉之瑞,事豐奇偉,辭富膏腴,無益經典,而有助文章。”符瑞文化有助于文章,是不爭的事實。在符瑞文化流行的時代,文學創作“用瑞”是極其普遍的現象。“用瑞”是指在文學創作過程中援引符瑞或直接以符瑞為述寫對象。“用瑞”是文學與符瑞文化關聯的重要形式。文學創作“用瑞”含有頌美時政、粉飾太平的政治目的。文學創作“用瑞”的普遍性,既表征符瑞文化在此時期的流行,又表明文學文本、頌美主題與符瑞所具備的頌美功能相契合。以詩歌為例,“用瑞”主要表現在溢美時政的政治詩歌中,僅就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來看,它輯錄漢至隋時期的樂府歌辭,其中郊廟歌辭、燕射歌辭、舞曲歌辭、鼓吹曲辭分別為347、126、85和71首,相應的“用瑞”詩歌就有92、40、20和28首。在文學創作過程中,一旦文學創作較多地關注政治,服務王權、歌頌帝德,符瑞文化潛在的頌揚功能便會被激起。久成慣例,屢見不鮮。因此,一旦頌聲興起,符瑞文化與文學契合的歷史情境重復顯現,符瑞文化必然會現身于中國文學的殿堂。這是符瑞文化與文學關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。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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